法律上的量刑有哪些具體的步驟？

? ? 1、第一步，確定基礎刑，即根據對被告人所確定的罪名，確定該罪的量刑基準點。

　　量刑的基準點如前所述是抽象個罪在既遂狀態下，不考慮量刑情節的情況下所對應的刑罰。基準點的確定是個重要而復雜的問題。如《美國量刑指南》的編纂，成立了專門的量刑委員會，依據統計分析對大約四萬件有罪案件的簡要報告和一萬份典型案件的詳細報告以及假釋指南和政策性評價，揭示了過去判決實踐的經驗，從而確定了各罪的基本犯罪等級.罪的基本等級就是量刑的基準點。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針對某些情節加重犯和結果加重犯規定了較高的法定刑，因此某一種犯罪可能不止具有一個量刑基準點。我們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規范化量刑改革能早日推出各罪的量刑基準點。

　　2、第二步，根據反映犯罪嚴重性的從嚴情節或從寬情節，對第一步所確定的基礎刑做相應的修正。

　　第一步所確定的基本刑，并不能完全滿足報應的需要，因為還有很多反映犯罪嚴重性的情節沒有在量刑上體現出來。反映犯罪嚴重性的情節是發生在犯罪過程中的情節，也就是說從犯罪預備到犯罪行為終止之間的情節。這些情節既有反映客觀危害的情節，也有反映主觀惡性的情節；既有從重的情節，也有從輕、減輕或免除(包括可以與應當)的情節；既有法定情節，也有酌定情節。法定從重的情節包括：(1)刑法總則中規定的應當從重的情節，這些情節包括：①教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不滿18周歲的人還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生理與心理都不成熟，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對其傷害遠比教唆成年人而造成的傷害大得多，客觀危害要大于一般教唆；而且教唆犯也往往利用未成年人辨別是非能力差的特點實施教唆行為，這說明其主觀惡性較大。②累犯。對累犯從重處罰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對累犯從重處罰的根據卻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對于累犯從重處罰，主要是基于特殊預防的考慮.另一種觀點認為，累犯表明前次適用刑罰，對該犯罪人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反映了犯罪人主觀惡性較深.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作為屢教不改者的累犯，是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均大的情況.筆者同意第三者觀點，犯罪人在受過刑罰處罰之后，不吸取教訓而再次犯罪，說明其刑法的藐視程度深，主觀惡性大；同時，其無視刑罰體驗再次犯罪也說明其具有較強的犯罪傾向，人身危險性嚴重。但是人身危險性只說明有再犯罪的可能性，不能作為從重處罰的根據(下文將作詳細闡述)，所以累犯應該作為一種主觀惡性大的情況對待。(2)刑法分則中規定的應當從重處罰的情節。其中包括：①策動、脅迫、勾引、收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武裝部隊人員、人民警察、民兵進行武裝叛亂或者武裝暴亂的；②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暴亂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③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工作人員犯叛逃罪的；④武裝掩護走私的；⑤偽造貨幣并出售或者運輸偽造的貨幣的；等等，不一一列舉。

　　應當從重處罰的情節也稱從嚴情節，是犯罪的嚴重性比較大的情節，與之相對的是從寬處罰情節，包括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從寬處罰情節絕大部分規定在刑法總則，也有個別情節規定在刑法分則中。總則中的從寬處罰情節包括：①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②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又聾又啞或者盲人犯罪的；③從犯、脅從犯；④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等。刑法分則中規定的從寬處罰情節：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在收獲前自動鏟除的。

　　以上從嚴處罰情節與從寬處罰情節都是法定量刑情節，除此之外，還有刑法理論上所稱的酌定量刑情節中也有反映犯罪嚴重性的量刑情節，這表現在犯罪的動機、犯罪的手段、犯罪的時間與地點、犯罪侵害的對象、犯罪造成的損害結果的大小、被告人的身份特征等。在量刑過程的第二步，既有從嚴處罰情節，也有從寬處罰情節。因此在量刑過程的第二步，對第一步量刑時所確定的基礎刑進行的修正，包括增加和減少。

　　3、第三步，根據反映被告人人身危險性的情節對第二步量刑所確定的刑罰再次修正。

在經過第二步量刑之后，所確定的刑罰只是滿足了報應的需要，如果就此對被告人宣告刑罰，并不能完全實現刑罰的目的。根據刑罰的正當性所確立的量刑根據還要求量刑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

　　人身危險性指的是“特定的人的具有的危害社會的傾向，亦即犯罪的可能性”。根據報應限制功利的要求，刑罰只能施加于已犯罪的人，所以在量刑中考慮的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實際指的是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因此，“它是一個定位將來的概念.也許正因為它“定位將來”，只能說明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在實踐中，累犯預測令人沮喪地失敗，根據對預測結果的跟蹤調查，大量被預測為可能的累犯事實上后來并未再犯罪，而為數不少的被預測為不可能再犯的人在后來卻重蹈覆轍。前后相加，預測的失誤率遠大于正確率.所以不能將“可能的刑罰”加于被告人身上，也就是說不能因再犯罪的“可能性”比較大而在報應要求的刑罰的基礎上再加重其刑罰。但如果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比較小，可以基于刑罰的不得已性，對其減輕刑罰。這是因為，報應對應的是社會公正觀念，而“社會公正觀念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與寬容觀念相并存，因而必然受到后者的影響。相應地，按公正觀念對犯罪的評價，可能因受寬容觀念的影響而緩和.因此，按公正觀念所應判處重刑，如果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較小，而在寬容觀念所允許的范圍內從輕處罰，即使有失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公正，也仍然可以為社會所接受。

　　上述理論在刑法典中也得到了直接體現：與反映犯罪嚴重性的情節不同，反映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的情節只有從寬情節，包括法定情節與酌定情節。(1)法定從寬處罰情節有：①自首的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現的或重大立功表現的、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②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③犯行賄罪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④介紹賄賂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介紹賄賂行為的；等等。(2)酌定從寬處罰情節有：犯罪分子的一貫表現、犯罪后的態度等等。

　　從以上列舉的量刑情節可以看出，反映被告人人身危險性的情節都是犯罪過程之外，即犯罪預備到犯罪行為終止之外的情節。從邏輯上，反映人身危險性的情節作為犯罪過程之外的情節，也應作為犯罪過程中的反映犯罪嚴重性情節之后要考慮的內容。

　　由于個別預防的需要受到報應的限制，所以在第三步量刑時，只能對第二步量刑調整的結果做從寬處理，這與反映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的情節都是從寬處罰情節也是一致的。